在我国多年来的教育讨论中，自诩为权威学者或者并非专家的专家，动辄发出“新课程改革失败了”之类的夺人眼球的言说，凭自己的好恶展开经验之谈，申述一己之见。可以说，围绕教育改革问题的讨论，几乎无人过问是否“基于科学根据”。然而在教育改革问题上能够信赖的，不是单纯个人体验的叙述，而是凭借大量的科学数据和实验观察而发现的法则。因此，基于科学根据，崇尚实证研究，不能不成为教育讨论的前提条件。

事实上，美国教育界在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在逐步摆脱这种状态。2001年布什政府发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该法用了111次同样的象征性词汇，来强调“基于科学根据”的教育决策。接着在2002年制定的《教育科学改革法》中，要求各地教育部门要获得国家的预算就得表明科学的根据，阐述自己执行的教育政策有多大的效果。这样，上上下下便致力于科学验证政策的效果，从而获得真知灼见，并反映在自身的整个教育改革的策略上，这就叫“基于科学根据的教育改革”。一言以蔽之，所谓“基于科学根据的教育改革”，就是科学地阐明“怎样的教育是成功的教育”的尝试。可以说，“基于科学根据”开启了“美国教育改革的新时代”。

根据日本教育学者的研究，何谓成功的教育？这个问题绝非用纸笔测验的考分可以解答的，也并非用一些奇异的表述——诸如“学校充满生气”之类的凭借人的主观判断、调查报告中采用的“满意”之类辞藻的主观表达能够了事的，而必须是基于客观数据来揭示事实。或许有人会说，“教育的效果不能用数字来测量”。不错，教育的一切侧面不可能用数字来表述，但借助晚近经济学与心理学的贡献，在设置种种假定的前提下，教育的效果是有可能量化的。就“何谓成功的教育”而言，无非就是揭示原因与结果，亦即因果关系。

然而，误用因果关系的事例不胜枚举。比如，凭借书面测验的结果，进行儿童学力与家庭环境关系的分析，得出结论说：“家庭收入和家长学历很低但学力也高的儿童的特征是家庭里有读书的环境。”众多媒体据此展开连篇累牍的报道，并指出“重要的是让儿童阅读”。这种报道不能说是准确的，这里存在两个错误：

其一，这种表述让人以为阅读与学力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实不过是“相关关系”而已，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因果关系指的是，“由于A的原因，产生B的结果”，但相关关系是单纯地意味着A与B同时产生。相关关系并不揭示相关的两个事件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有“相关关系”未必是“因果关系”。就是说，“阅读与儿童学力高”并不是因果关系，学力高的儿童不过是同阅读有相关关系的可能性而已，未必可以说“阅读”是因，“学力高”是果。

其二，这种报道或许还有另一种错误，亦即“表层相关”的可能性。就是说，或许有对阅读与学力都产生影响的“第三原因”。比如，家长对儿童高度关注，不断督促儿童学习。这种高度关注，尽管是同时引发两者变化的原因，但终究不过是一种“表层相关关系”。毫无疑问，把“表层相关关系”解释为“因果关系”的判断是错误的。

归根结底，要揭示因果关系就得有教育的对照组与实验组的“实验”。确认两组的差异是有统计意义的差异，亦即两者的差别并非由于偶然因素产生，这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钟启泉，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